“我们的厂区在城郊，技校在市中心。
工厂中的大部分工人是拖家带口的，像您之前说的，大家的家庭负担都很重。
尤其是扫盲班的妇女同志，她们来上课的时候都得抱着孩子，带着针线活。
啤酒厂离家属院很近，所以他们愿意带着孩子来上课，但是技校太远了，恐怕这一两个钟头的车程会消磨掉大家对于学习新知识的热情。”
秘书长问：“你们厂里有没有针对普通工人的技能培训？”
戴誉点头：“有一些老带新、传帮带的活动，但也只是岗前培训。
扫盲班的学员们好不容易学会了认字，正是如饥似渴地想要继续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但是课程结业以后，很难再组织适合他们的培训班。
只能以工会的名义组织兴趣爱好小组，比如读书小组，歌咏小组。
我们厂是个小厂，暂时没有独立开办一间技术学校的能力。”
“你参加工作的时间不长吧？我看你对厂里的事情了解得还挺详细的。”
秘书长咬一口馒头，又示意戴誉吃菜，边吃边说。
“我现在是厂长秘书。”
戴誉解释。
秘书长显然不是古板的性格，居然玩笑道：“那咱俩还是同行。”
随后又问：“你们厂里对于职工再教育的困难，有没有向上级部门反映过？”
戴誉咂舌，这有啥可反映的，领导们都看生产进度的完成情况，谁管工人的文化水平咋样啊？
他斟酌着说：“厂里有问题都是先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才会麻烦上级领导嘛。”
“哦，那你们具体有哪些改革措施？打算怎么解决？”
秘书长状似随意地问。
戴誉：“……”
俺又不是厂长，俺咋知道有啥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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