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还有人在想，这么些洋人在这里，定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叫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
但现实就在眼前摆着，这千把佣兵的作用不过就是同巡捕一起在苏州河界桥上筑起了路障罢了。
木栅、铁丝网与装甲车，将晚来一步的难民挡在租界之外。
仅仅一河之隔，仿佛就是另一番天地。
从这一边望向那一边，硝烟升腾，残垣断壁，好一个隔岸观火。
最后，还是租界的中国人发了声音，运了大量药品与军需物资去战区，再加上一笔笔或多或少的捐款，驻防在闸北的守军才得以把积欠了九个月军饷发下去。
这些人中什么样的角色都有，实业商人，地产巨头，影星歌星，帮派首领。
士气得以重振，战事却仍旧僵持。
日军败退虹口租界，英美法领事总算出面调停。
日本方面提出借道法租界实施包抄，公董局照老规矩开会投票，差一点就要答应了。
穆骁阳作为华董，也在那日的会上，开口便说：“我一夜就可调派三万门徒，租界里的外国朋友一个都跑不了。
要死，大家一起死。”
在座的诸位都没见过他放这样的狠话，虽然脸上仍旧是一贯温和的表情，但心里都明白，他说得出，做得到。
于是，所谓“借道”
的办法，就此作罢。
租界的大班们决定，在这件事上仍旧保持中立。
唐竞后来听说，不禁有些感触——曾经在苏州河上运着鸦片，在淳园与人火拼，如今捐资军饷，赈济难民，这些事竟都是同一个人做的。
就在这样一个奇异的年代，这样一座奇异的城里。
也是在那一天，他接到日内瓦来的电报，是吴予培托他去看一看沈应秋。
他打电话去公济医院一问，这才知道开战之后不久沈医生就跟着一支教会医疗队去了华界南市。
唐竞无法，借了鲍德温的汽车前往。
倒不是因为那辆车有什么非凡之处，只是鲍律师惜命，早在车顶焊了一层钢板，上面用油漆画了一面星条旗。
那一阵，这样的汽车四处可见，除去星条，还有米字，或者红白蓝三色，顶在头上好似护身符一般。
外滩几家饭店也人满为患，进进出出许多外国侨民。
有一些是因为房子建在越界筑路地段，此时自然是不敢住了，举家寄居到这里。
还有一艘美国轮船已经泊进码头，以防情况失控，便可立即撤侨。
因此又有许多美国人将女眷与孩子安置在码头附近各家临江的饭店里，只等着听消息，第一时间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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