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雷船在雷场前结成紧密阵型，托马斯曼恩少校仰头望着湛蓝色的天，用力的嘶吼了一声：“托马斯曼恩又回来了，来为兔崽子们报仇了！”
12时23分，北海。
全速南下的回荡在朴茨茅斯的号角（四）“我要强调一点，虽然海军部误判德国人的进攻方向，同意大舰队后撤威利斯湾，但是海军部对于泰晤士河防务并非全无准备。
部署在河口的要塞群成功拦截包括大洋舰队全部德国主力舰，击沉超过十三艘德国军舰！
陆军防空部队成功击落至少两架德国战斗机，迫使他们将炸弹仓促仍在了泰晤士河，有效避免德国人轰炸伦敦重要设施！”
13时54分，威斯敏斯特宫北端的下议院厅，坐在议长席左侧的反对党自由党、1906年才改称工党的下议院议员们毫不客气的责问政府在伦敦遇袭事件前后的不作为，站在发言台上的新任首相博纳劳则疲于应对。
眨眼间，庄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宫成为喧闹的街市，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们相互指责和攻讦，争吵声几乎可以将国会大厦的哥特式穹顶掀翻。
直到新任议长用力砸下象征议会权力的木槌，议会这才安静下来。
“虽然海军部对于德国人的新战术预计不足，伦敦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我们的泰晤士河防线已经瓦解。
可以预见，如果德国人大举进攻，他们必将在数百门海岸要塞炮面前撞得头破血流，而大舰队可以趁机恢复实力，与德国人重新形成海上均势。”
长期担任反对党领袖和下议院议长的博纳劳在议会的积威余在，自由党议员闹腾了一阵后终于放过首相。
博纳劳焦头烂额的离开发言台，然而考验远远没有结束。
虽然首相已经动用他的全部政治资本要求保守党和部分与他关系密切的自由党、工党议员不得为难海军大臣，不过政治之所以叫做政治就在于它的不可捉摸。
海军大臣阿瑟贝尔福上台了，他深吸一口气。
望着两排相距据说正好是两柄剑长度而泾渭分明的绿色海洋，试图将刚刚结束的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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