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方式是对基层有极高的管控能力，比如秦国，秦可以灭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将资源全部集中起来，如何做到的呢？公平嘛，秦国对士、农、工都设置了一套从上到下的官职进行管理，不论出身，只要按照规定立功，就可以获得晋升，比如工匠，秦在中央设少府，在郡、县由行政一把手监管，具体由郡、县的工师负责管理，县、郡、中央每年都要对制作的农具和兵器进行评比，如果被评为下等，就要受罚，如果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就要受重罚。
商鞅变法后，秦国分二十等爵，从公士、上造一直到关内侯、彻侯，不同的爵位，薪酬待遇都不一样，对应不同面积的田地、房子、仆人等等，士兵可以靠杀敌获得功勋，比如秦法规定：斩一首者爵一级，士兵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就会拼命杀敌，农夫也可以靠勤劳耕地、告发不法之徒、抓捕通缉犯获得爵位，虽然艰难，但总有一条出路嘛。
为了彻底控制农村，秦政府在每个村都设立了办事机构，有三个基层办事员，分别为里长（村长）、里监门（民兵连长之类）、田典（负责农业），每几个村子还设立亭（派出所兼邮局、公务旅馆等），刘邦当年就是秦朝的亭长。
为了保证社会稳定，防止产生流民，秦国为每个国民制作了身份证——“验”
，由巴掌大的杨木制成的牌子，上面标注者持有人的姓名、籍贯、爵位甚至身高，如果想出远门，必须由籍贯所在地村长（里正）、派出所长（亭长）开证明，在秦国这玩意叫“传”
，有了“验”
和“传”
，你才能够通过沿途基层派出所的不断盘查，也才能够在沿途旅店中住宿，如果哪个旅店店主敢收留没有身份证和介绍信的人入住，那么这个旅店店主就算干到头了。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所有人都被严格管制，除了秦王，没有人有特权，想往上爬只能靠立功，没人可以例外，即使你是王孙贵族也是一样，所以商鞅搞变法，的确强大了秦国，可是也得罪了整个秦国的贵族，落得个被车裂的下场。
为了防止结党营私，秦国规定，所有地方一把手都是有任期的，任期一到，立马异地调动，在调动的时候，只能孤身一人前往，不允许带走任何下属，大家多思索一下，就会懂得很多事情。
秦国是以法治国，虽然严酷，但一切都是按照规矩办事，正是因为一切都有规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制度的激励作用下，保证所有人都能劲往一处使，最大程度发挥了秦国的国力。
当然，实行这么一套管理模式，需要一个绝对强势和强大的中央才可以做的到，大家细品。
战国时期的六国，就是另外一番管理模式了，政府只能管到城里，出了城是谁的地盘呢？主要就是那些功勋贵族的封地，也就是大地主，蒋介石称呼这些人为乡绅，这些人为了管理广大的封地，需要建立庞大的管理团队，战国时代叫门客，三教九流什么玩意都有，帮着主人维持秩序，欺负基层的老百姓，民国叫护院，老百姓叫他们狗腿子。
由于六国政府没有能力将行政机构深入到村里，所以对村里的情况基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这里又要把印度抬出来了，莫迪老仙治下的印度也就是这种模式，印度每个邦对村里的情况也是完全不掌握的，或者说掌握不了，村里的大地主凭啥把实际情况告诉你？给政府申报田地和人口数据时，必然缩水，这样政府在征粮、征兵时，必然受到地方豪强势力的阻扰，无法集中全部国力。
在秦国这种全国一盘棋的管理模式下，所有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里，造反的风险是很大的，国家可以调集全国其他所有地方的资源，迅速灭了你，除非全国各地同时造反。
但在六国这种管理模式下，村里的大地主其实并不太关心城里面谁说了算，不管城里谁说了算，村里还是他说了算，如果城里新来的话事人，想把管理权限深入村里，就要建立秦国那样的管理制度，如果想建立这样的管理制度，那就是和全国村里的地主作对，想想商鞅的下场，大家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能把管理能力深入基层的时候不多，秦国商鞅变法后算是，1949年以后肯定是了。
所以能管基层的时期不是常态，常态是管不了基层，基层是地主狗腿子的天下，穷人只能被往死里欺负。
民国基本继承了清朝的管理体系，辛亥革命只是把大清皇帝给革没了，各省的军头借着辛亥革命的春风，纷纷宣布独立，成为地方上的老大，村里的地主依然是地主，各地的军头看上去高高在上，但为了维持统治，还是要取得村里地主们的支持，毕竟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地头蛇，军饷和士兵都来自于村里的地主们，必须要团结好，军头们才能混的下去。
同时地主们也需要军头维持秩序，大家开展有限合作，共同欺压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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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了一把，从历史潮流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对老百姓来讲，其实没什么变化，甚至可以说变得更差了，为啥？大清朝廷在的时候，地方之间没人敢私自打仗吧，现在大清朝廷没了，各省内部为了争夺老大位置，打的头破血流，各省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也是打的不可开交，战争的经费从哪里来？还不是要老百姓出，所以说，辛亥革命之后，老百姓的生活反而越过越差了。
在乱世之中，胆大的人才能获得脱颖而出的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10月12日，湖北宣布独立，大家都觉得湖北是第一个宣布从清朝独立出去的地方，其实真正第一个宣布独立的，是四川荣县，在1911年9月25日，四川保路运动中，荣县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管制，这里才是真正“辛亥首义”
的地方。
湖北宣布独立后，鄂湘两省革命党曾经约定好，如果一省起义能够坚持超过十天，另外一省必定响应支援，10月22日，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10月23日，湖南宣布独立，清朝花了大笔银子培养的各地新军，变成了起义的主力部队，反而成为大清朝廷的掘墓人，只能说是气数已尽。
起义的本质是地方挑战中央，其实地方一直都有挑战中央的冲动，当中央强大时，地方只能服服帖帖，当中央衰弱时，地方就会开始不断挑战中央，起义肯定是最激烈的方式，如果中央能迅速将地方起义镇压下去，那说明中央暂时还惹不起，如果不能，那说明中央已经弱爆了，不值得跟随了，各个地方就会纷纷独立，开启新一轮的争霸模式。
武昌起义没有被迅速镇压下去，迎接大清朝廷的就是此起彼伏的各地光复，其中就有中央大战各位主角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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